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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满头白发的老者在日月潭旁的山崖上抚琴低吟，而摄影棚内的舞台上成名于大陆的歌后也回以同样的旋律，两人隔空合歌的一幕击中了许多观众心中柔软处。

旋律里是：“不要问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自从胡德夫和那英在第一期里共唱《橄榄树》，《声生不息·宝岛季》始终保持着可观的热度，抛开政治色彩，台湾流行乐也一直是联结大陆和宝岛的纽带。

像《橄榄树》《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被两岸听众视为共同记忆的歌曲还有很多，毕竟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到10年代前，台湾一直是华语流行乐重镇，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堪称家喻户晓的音乐回忆。

高晓松在一次和梁文道的对谈中提出过一套关于台湾流行乐的理论，他认为“怀旧本来就是属于年轻人的，老了早看开了”，所以就会出现00后怀念80年代流行乐、10后还听周杰伦们的现象，而且“每一代的文艺青年或青年知识分子，都怀念上一个时代，这是一个规律”。

这从一种角度解释了为何某些颇有年头的台湾流行乐，至今仍能激起大众共鸣。不过在另一个角度上，某些歌曲的生命力已经跨越了好几代人，能从“流行”跨入“经典”范畴了。

时至今日，依然有太多出自台湾的音乐人、歌曲名字还被记得。而当那些流行金曲的旋律响起时，也总让人忍不住跟着唱起。

从一个可乐瓶开始流行

半个世纪前，台湾并没有自己的流行音乐，当时的年轻人只能仰望稀缺的舶来文化，在贫瘠的精神生活中苦苦挣扎，音乐主流是“旧上海”式的歌曲，以及来自日本和西方的翻译歌。

“本土音乐的主题多为灯红酒绿、浪子心声……我一开始在咖啡馆驻唱时演唱的也是西洋歌曲。”胡德夫曾回忆道。这种时代环境下，“乡土意识”成为一种文化新思潮，以余光中为代表的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全盘西化”，思潮反映到乐坛上便爆发了“现代民歌运动”，运动中所涌现的一批歌手、歌曲即台湾流行乐的初声。

胡德夫在哥伦比亚咖啡馆驻唱 来源：胡德夫知乎账号

1975年台北中山堂举办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是改变局面的第一次契机。音乐会的前半场还在表演西洋歌曲，后半场却颇有象征意义地转为歌手杨弦的个人作品发表会。他的作品主要根据余光中诗集《白玉苦瓜》中的诗作谱曲，这既代表着音乐取材对象从海外转向本土，也开启了“以诗入歌”的风潮。

除了余光中亲自到场，台下还坐着一些重要人物，如刚刚创刊《滚石》杂志的段钟潭、段钟沂两兄弟，几年后这份杂志将转型成为滚石唱片。再如日后有“民歌之母”之称的陶晓清，她在自己的广播节目《热门音乐》里开辟了“中西民歌”时段，专门介绍由青年学子新创作的歌谣。

段钟沂（左）段钟潭（右） 来源：人民文娱知乎账号

让“民歌运动”在社会层面掀起巨大反响的，则是发生在1976年的一次偶然事件。淡江文理学院于这年年末也办了一场西洋民谣演唱会，胡德夫原本受邀前往，但刚巧他头一天打架挂彩，便让好友李双泽替自己出场。表演当晚，李双泽拿着一瓶可口可乐上台，第一句话是对台下说：“从国外回来，喝的还是可口可乐。”

随后他又把“矛头”指向前一位演唱者：“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是什么滋味？”现场主持人陶晓清借势问他“中国的现代民歌在什么地方”，李双泽答：“没有能力写出自己的歌之前，应该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们能写出自己的歌来为止。”

经由媒体发酵，该事件渐渐被传为了李双泽怒砸可乐瓶、高呼“要唱自己的歌”，尽管与事实略有出入，但台湾正需要这样符号化的口号。

“民歌运动”就此正式开启并迅速扩散，杨弦、胡德夫、李双泽等人发表了《乡愁四韵》《江湖上》《民歌》等国语民谣，运动还吸引了大批尚在校园中的年轻人参与，催生出一幅清新的“校园民歌”图景，《兰花草》《再别康桥》《阿美，阿美》等歌曲都广为传唱。

来源：胡德夫知乎账号

当然，如果没有商业化推动，热潮也就只能止于校园了，新格唱片比较敏锐地发觉了校园民谣的市场潜力，从1977年到1980年连续举办了四届“金韵奖”比赛，即“青年校园民歌大赛”，表现出众者就能发唱片正式出道。

如今看来，“星味”最浓的一届比赛当属第二届，“优胜歌手”里就有木吉他合唱团、王梦麟、李建复等人。其中由侯德健谱曲填词、李建复演唱的《龙的传人》在1978年先以单曲形式发行，浓厚的家国情怀让这首歌传唱了数十年。

那年夺得“冠军歌手”的就是齐豫，作曲人李泰祥在金韵奖比赛里认识她并承诺为她制作专辑，而按当时和文学圈合作的潮流，李泰祥找到作家三毛作词写出了《橄榄树》。这首歌随后作为齐豫首张专辑的主打曲目发行。

新格唱片的竞争对手海山唱片也举办民谣歌唱比赛，从中脱颖而出的代表明星是蔡琴。1979年在海山发行的合集唱片《民谣风》里，蔡琴就已经献唱了《恰似你的温柔》《我曾经来过》等曲目。

同时期的台湾不仅有民歌，影视也进入了蓬勃发展期，琼瑶作品所改编的电影、剧集也捧红了一批影视主题曲，如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一颗红豆》、萧丽珠的《一帘幽梦》、高凌风和江蕾原唱的《在水一方》等。

而提到通过影视主题曲走红，自然无法忽略那位名气独一档的歌手：邓丽君。自1969年演唱连续剧《晶晶》的同名主题曲成名后，邓丽君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严格意义上，邓丽君的大部分知名曲目均为日文歌翻唱，其实游离在台湾流行乐的自我发展体系之外，但她又是整个华语乐坛有史以来第一位国际巨星，更是宝岛向世界输送的传奇。

大师与黄金年代

80年代初，段氏兄弟的那本《滚石》杂志已经赔了700万台币，眼见唱片业风生水起，他们又创办了唱片公司。他们不会想到的是，当民歌浪潮接近尾声，滚石发行的一张专辑让罗大佑横空出世，又把台湾流行乐抬到了全新高度。

罗大佑大学毕业后先是在台北一家医院当放射科医生，把写歌当成副业。他给各唱片公司寄去的母带不受欢迎，当时还不流行“创作型歌手”，罗大佑的演唱方式显然毫不“优美”。滚石虽然接纳了，但也不敢看好其市场表现，甚至有台媒预测称，这张专辑最多卖两千张。

最终《之乎者也》的销量是14万张，被更多媒体评价成“改变流行乐史的原子弹”，收录曲目几乎每首都成了经典：《鹿港小镇》《恋曲1980》《童年》《光阴的故事》《将进酒》等。仅仅第二年，罗大佑又拿出了专辑《未来的主人翁》，除同名曲目外还收录《亚细亚的孤儿》《现象七十二变》《爱的箴言》等，一举奠定了自己的乐坛地位。

如今关于罗大佑作品价值的评价已经相当稳固，他在流行歌曲里体现出的现实洞察和人文表达前无古人，金曲奖有段评语便写道：“罗大佑作品的批判和社会启蒙意识、大时代感以及摇滚与东方美学的结合，堪称华语乐坛的丰碑。”

音乐作家马世芳还认为，虽然后世分析往往注重歌词，但罗大佑的歌早期也是先被听见而非看到，他“最厉害的是他永远旋律先行”，可以找到最好的词曲搭配方式，唱出来近于白话又有诗的气质。

《光阴的故事》里，“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就表现出一种掷地有声的语言质感，和之前的流行歌有很大差别，念得清晰又能唱得好听。罗大佑在钻研词曲咬合方式上同样给了后来的歌手们很大启发，对他自己而言，“用破锣嗓子去唱大家也会觉得很动人，而不会觉得奇怪”。

1985年时，罗大佑受邀创作《明天会更好》，台湾乐坛模仿迈克尔·杰克逊的群星义演歌曲《We Are The World》，推出了著名的世纪大合唱。这成为了整个华语音乐史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明天会更好》也响彻整个华人世界。

罗大佑出道后，滚石唱片公司还诞生了一位大师级音乐人——李宗盛在28岁时发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专辑里的许多歌曲都是他写给同一位对象的情歌，和此前成名的罗大佑、侯德健、苏芮等歌手代表作中的“集体主义气场”不同，是张关于“小我”的专辑。

在音频栏目《听说》里，马世芳也对李宗盛有段精准评价，他认为李宗盛的歌“都是讲小我的故事”，但李宗盛“总有办法能够从这些生命中的细细琐琐、鸡毛蒜皮的东西里面找到诗的光芒。能够把这些私我的小小的情感，写出具有史诗一般的有普遍感染力的作品。”

有着史诗般气魄的是李宗盛的作品，也是步入全盛时期的滚石。1989年，李宗盛为陈淑桦打造的《跟你说听你说》，成为台湾第一张破百万销量的专辑，从这一刻起，华语乐坛真正意义上跨入唱片工业时代。

众所周知，李宗盛在乐坛更重要的身份是金牌制作人，捧红了一批歌手和曲目。其中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是一个关键节点。这不仅是因为，陈淑桦干练勇敢的形象、歌词里的“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颠覆了女性柔弱被动的形象，给许多女性听众传递了潇洒爱情观；也是因为，收录《梦醒时分》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是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销量破100万的专辑，当时台湾省总人口只有2000万人，疯狂的销量是台湾唱片业走向巅峰的缩影。

除了李宗盛签约的滚石唱片，还有另一家公司飞碟唱片与之分庭抗礼，旗下有张雨生这样的全能制作人，还有小虎队、郑智化、蔡琴、苏芮等实力歌手。

整个八九十年代，台湾音乐和香港音乐交流密切，香港艺人在台湾也有巨大影响力，比如1993年台湾地区的唱片销量年榜上，排在第1的是张学友的《吻别》，售出136万张，刘德华的《真情难收》也以45万张排在第6。

为了“对抗”香港，台湾民间也有了台版“四大天王”的说法，分别是齐秦、周华健、王杰和童安格。齐秦早年以“狼”的姿态出道，很受叛逆的年轻人欢迎，《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等曲目更是红遍两岸；周华健在台湾创下了4个月唱红40首广告歌的纪录，乃至有“广告歌王”之称；王杰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一炮而红，3个月销量就破了70万张；童安格也有《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等代表作。

女歌手方面则以张惠妹、范晓萱、许茹芸等为代表，其中张惠妹被张雨生提携，首张专辑就创下了108万张的销量。她的崛起也是台湾原住民歌手在大众层面的一次跨越，这同样是那个年代台湾乐坛包容性的体现。

九十年代的另一件大事是一些国际唱片公司开始直接到台湾开设分公司，华纳、索尼、环球、EMI等纷纷进驻，本土公司如飞碟、上华等都被收购，滚石则坚持自主运营。

原有格局虽然有变，但并未产生什么不利影响，相反，千禧年后台湾地区还孕育出了一批亚洲级别的“天王”、“天后”，引领了台湾流行乐最后的辉煌。

冲出亚洲，退回小岛

本世纪前10年的台湾乐坛继续代表着华语流行乐的最强力量，歌手的身份构成其实非常多元，台湾地区土生土长的有周杰伦、蔡依林、萧亚轩、罗志祥、张韶涵等人，还有五月天、S.H.E、F.I.R、苏打绿等广为人知的乐团组合，美籍的王力宏、潘玮柏，东南亚籍的孙燕姿、林俊杰、蔡健雅、梁静茹等歌手的影响力同样遍及大中华地区。

无论出生何处，这批新兴明星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台湾成熟唱片工业的洗礼，《亚洲周刊》在剖析“孙燕姿现象”时，就总结出了“东南亚歌手+台湾制造+行销大陆=红遍亚洲”的成功公式。

一时间男歌手有“新四大天王”、女歌手有“四大三小天后”，其中不少人直到现在也没有淡出公众视野。

毒眸曾在过去的文章（“冷门歌手”孙燕姿，和他们的黄金年代）里提到，“群星闪耀”过后就是“群魔乱舞”，以2004年为分界线，移动彩铃和互联网就开始颠覆原本以卖实体唱片为主的产业生态。新媒介冲击下，发展了近三十年的唱片业急速滑坡，歌迷能直觉感知到的是，大陆网络神曲如《老鼠爱大米》的流行程度，不比所谓的“台湾流行乐”低。

当时也有不少传统歌手发出哀叹，如张信哲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说：“两年换了4个team，一首歌都没录出来。公司也在不断合并、重组。整个产业乱了，原来有规律的世界崩塌了。”

滚石唱片前CEO陈勇志则表示：“整个唱片市场营业额是跌了四成到五成，本来我自己觉得03年是谷底，可是04年还是掉了10-15％。”

这一现象其实不仅发生在国内，按国际唱片协会（IFPI）的统计，1999年全球音乐产业销售额达241亿美元，此后便一直下滑，到2014年跌倒最低谷，为142亿美元，比1999年减少41％，其中实体唱片销售收入减少74％。

但是，新媒介只会毁灭唱片行业，不会毁灭音乐行业。按IFPI的《全球音乐报告2022》，从2017年开始，全球流媒体音乐销售额首次超过了实体唱片销售额，占到音乐行业总收入38％，且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21年占比达到65％，同年实体唱片萎缩到只占总收入19％，但2021年的总收入达到259亿美元，超过了1999年的数据。

台湾流行乐也并没有随时代改变而消亡，只是在“音乐分众”的大趋势下，因为台湾市场体量太小而显得默默无闻。至于难出大师，没有“国民级”的“天王”、“天后”，也只是“分众”的必然结果，它本来就不止发生在音乐领域。

即便如此，在一些细分领域内台湾还是给华语乐坛贡献了不少出色的音乐人，以乐团为例，草东没有派对、椅子乐团、Deca Joins等都成立于2010年以后，各自都有忠实拥趸。

台湾只是一个面积狭小的海岛，给数十亿华人留下好几代音乐记忆已属奇迹，也许未来还能“但愿那海风再起”，但如果只有过去那些尚未被时间淹没的金曲，也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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