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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不止不休》这部电影作为“记者韩东”的个人史来说，它是成立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21世纪初期新闻行业历史记载的话，它又几乎是完全失真的。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连清川

有一点失望。

说真的，无论如何得先表达一下对《不止不休》剧组和投资者的感谢和敬意。尽管我并不能代表这个职业，但是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记者和编辑，这个行业已经行将就木，这个题材显然并没有票房大火的可能性，投拍这部电影基本上也就是出于情怀与热爱，基于此，致敬是理所当然的。

作为一个曾经风起云涌，历经过无数荣光，但同时也遭逢过难以想象苦难的职业，国外关于新闻传奇的电影难以胜数，已经成为奥斯卡的常客，而在我们这里，几乎从来没有过一部严肃地描写这个行业人群的作品，的确叫人难以启齿。

我并不是说这个职业是多么伟大和光荣。但是的确有过那么短暂的一段时光，它为这个职业增添过希望，也有过让人尊敬的辉煌。

▲电影《不止不休》剧照（图/豆瓣）

在国产影视剧中，记者这个职业从来都成为隐隐约约的、可供嘲笑和戏谑的背景，例如《狂飙》中的孟钰的角色。人们对于记者这个身份似乎耳熟能详，但同时又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不止不休》是第一次正面切入这个领域，并且以它的工作内容作为主体剧情的电影，或许也算是一种突破吧。

只是，作为一个职业新闻人，看见这样的一部电影，确实心情有点复杂与失望。因为仍然，它只漂浮在这个职业的云端之上，看不见它的实质，也摸不到它的精神。

某种程度上说，我却非常犹豫于对它的批评，不仅仅因为听说许多我的朋友曾经参与在这部电影的制作之中，并且，它的确试图努力在寻找新闻本源的力量所在。我害怕我的批评会让人觉得我对于新闻电影的不满与批评。

但是我想，至少我可以讲一些关于新闻专业的真实情境。

01

如果把这部电影作为“记者韩东”的个人史来说，它是成立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21世纪初期新闻行业历史记载的话，它又几乎是完全失真的。

简单地就从韩东的个体经历来讲。作为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他通过实习生的经历，成为了《京城时报》的记者。

我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南方系”，在《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21世纪报系都待过。在以上的三家媒体中，那些年充满了所谓的“野鸡记者”：也就是非科班出身的记者。当我在1990年代末进入南方日报集团的时候，虽然不能说是科班出身的人稀少，但我们的吃香程度，并不比那些野鸡记者强。

▲《南方周末》1999年新年贺词（图/豆瓣）

在《南方周末》的早期与《南方都市报》的初创期，那些具有充分的前线经验的记者，比我们这些所谓科班出身但是一无所知的记者来得重要得多。因此，往往是我们这些大学刚毕业的小屁孩，跟在那些学历并不显赫，作风粗野得一塌糊涂的记者背后学采访，学写作。

而在整个集团中，当年最优秀的记者几乎全是这些从乡野地方报中冲杀出来的真正记者。一直到了2010年代，北大、复旦、南大这些科班出身的记者的专业和知识背景的优势才逐渐显露出来。

初中学历虽然不敢说普遍，但绝非绝无仅有。这些所谓的“野鸡记者”，往往在地方报社经过长期浸淫，慕名而来，经过报社的试用，手上都有真功夫，常常两三篇报道就技惊四座，成为报社的骨干。

在真正的新闻领域，学历歧视从来都不曾有过。新闻就是一个实践性的产业，无论多么显赫的学校背景，一两篇报道就能见真章，谈什么背景都没用。能不能出稿子才是硬道理。

从选题的操作实践来讲，这个故事中的许多事情都不会发生。

尤其对于调查记者来说，任何一个选题的实际操作，都要经过严格的流程。选题提出-编前会选题讨论-安排记者-指定编辑和版面-采访-写作-编辑-审稿-审版-签发，这是一套铁打不动的流程。

没有一个记者在未经编前会的讨论，就能够擅自进行操作；也没有一篇稿子没有经过编辑的严密跟踪就能成稿，也没有一篇稿子，没有经过编委会的讨论就能上头版；更加没有一篇稿子，能够不经编委会的讨论就能撤稿。

为什么流程如此严苛？这就是调查报道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基本原因。

我们的记者并不经常卧底，但的确有卧底的情况出现。譬如《南方周末》最喜欢卧底的记者郭国松，曾经卧底采访传销组织，差点被人打死（略有夸张）。

但是我们的职业要求我们多数情况下必须亮明身份进行采访。如果不亮明身份，我们就无法获得真实的信源，而匿名的信源对于我们来说是致命的问题，在编辑那里会遭受到巨大的质疑。

这是一个基本新闻伦理的问题。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艰难的挑战。因为亮明身份常常意味着我们无法获取被采访者，尤其是那些作恶者给予的真实信息。

因此，为了获得一条有效的采访和信息，我们需要采访周边和外围的大量信源，最后拿着这些经过核实与实名的信源，去和那些负面对手进行交锋，从而获取被采访对象的“口供”。

人们都喜欢看卧底记者的故事，但是真的很抱歉，这是某些央媒记者比较喜欢的操作方式，对于我们这些纸媒的调查记者来说，它是一种非常规操作。

我们也几乎不单打独斗，很少像韩东那样孤身进入事发区。对于整个南方系来说，我们最重要的资源，几乎都来自于地方的兄弟媒体。

《南方周末》的许多名记者，余刘文之与四川，郭国松之与河南，孙保罗之与贵州，尹鸿伟之与云南，都是相生相随的关系。

如果没有兄弟媒体兄弟的帮助，我们也根本做不出那么多独家的报道与独家的信息。《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黄金时期我都不在，但是我猜大约的情形也约莫如此罢。

▲《新京报》2003年11月11日创刊号（图/网络）

最后，对于一个媒体来说，向来是有黄金时期，而并没有高光时刻。新闻永恒在发生，在一个调查报道出来的第二天，新一期的选题编前会就随之开始了。会有跟踪报道，会有连续报道，但也更多地会有新的报道，新的线索和新的故事产生。

我们会以一场大醉来庆祝某一个记者一篇伟大报道的产生，但是我们并没有时间耽溺在那些快乐的氛围之中，因为地震、空难、矿难、突发事件、水灾、爆炸、腐败，每天都在发生。

每一次成功的报道都是一场悲伤的故事，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欢欣鼓舞与自我感动。菊红从克拉玛依回来以后，哭了很多天；余刘文从昆明回来以后，天天担心孙小果派人来刺杀他；而郭国松每次都在电话中愤怒地与传销分子无休止地争吵，曹西宏要面对来自巨贾富商们无穷无尽的贿赂与收买。

所有成功的报道都是灾难的报道，只有和兄弟们大醉一场才是逃避回忆的最佳途径。哪里来的感动呢？

韩东这样的实习记者，就是记者；而李诞那样的实习生，也会即刻离去。那个时代的新闻，有的都是理想、焦虑与痛楚，惟一缺少的，就是多愁善感和自以为是。

02

喋喋不休地讲了那么多关于传统报社里新闻专业的操作实践流程与情境，是因为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关于调查报道之所以能够成立的原因。

《不止不休》其实是在新媒体环境之中想象的调查报道故事，它假设一个充满新闻理想的个体英雄主义，依靠一个个体的力量，拯救了一场全国性的灾难与歧视。

但是传统调查性新闻不能如此进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系统。

一个记者行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编辑和一个编辑部在背后支撑他的足迹；

当他来到地方的时候，早就有同行的地方兄弟们，因为自己无从进行报道，所以把所有的资源、线索和力量，都留给了远方来的同行；

一个编辑和一个版面敢于面对来自一个公司、一个县、一个市、乃至一个省的压力，因为有报社领导的肩膀扛住所有来自上面的压力；

而一个报社敢于派出记者四面八方寻找罪恶与渎职的线索，是因为广东省整体的政治环境，允许他们行走在改革最剃刀边缘的前沿。

我们那个报社没有一个编辑没有写过检讨，而我们的江老师，几次撤职，检讨不知道写过多少回。而我们的李社长和范总编，曾经不知道多少次遭受来自上面的批评和公开的斥责。

“我们做记者的，改变不了什么。”电影里张颂文扮演的编辑黄江这么说。的确。但是一个系统，一个完整的、支撑调查报道的系统，的确曾经改变过什么。

我们当年在报社的时候，也多少曾经幻想过个人英雄主义的美好时代。但是当自媒体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更加虚幻的空中楼阁。我们都只能耽溺在不痛不痒的所谓事实里，看着新闻的事实反转反转又反转。

▲电影《不止不休》剧照（图/豆瓣）

反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事实本身有什么可以反转的可能性，而是因为未经过严格的新闻采集、编辑和确认地流程，事实在空中如同气球一般地飘浮。一再反转的原因，是因为事实被掩盖，而流放出来的，是被蒙在鼓里的公众的情绪，和被利益驱使的当事人时刻在变动的谎言。

后真相时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没有了真相，而是真相停留在那里没有人去追寻和探求，没有系统能够支撑得了这些追寻真相的人。

当然，我知道我把这个原因归结于自媒体时代是一件更加轻佻的事情，因为房间里的大象太过于庞大了，我们都知道这个系统崩溃的根本原因：新闻专业主义在这个时代已经是一种稀缺品。

这两天的热搜新闻是李微敖怒斗张继科。曾经在《第一财经日报》担任高管的韩国强老师在朋友圈里感叹说，我以为调查记者已经灭绝了，竟然还有一个活的。

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知名调查记者刘万永向《中国青年报》递交了辞呈。当时整个业界的评价是：最后一个调查记者离开了传统媒体。的确，刘万永坚守到那个时间，已经属于珍稀动物了。

图/网络

张继科，如果那些指控都坐实的话，很恶劣，很无耻，很下作，但如此也就是一个作恶的个体而已，本来自有八卦小报去和他做斗争，不必一定调查记者出手。

李微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调查记者，屠龙者。有点可惜，屠龙的人，去杀猪了。不是不可以，总觉得很浪费。拿屠龙宝刀去割猪肉，估计屠龙刀会哭的吧。

但是这个时代就是这么样了。屠龙英雄没有变成中年油腻公关总监，已属万幸，你还能要求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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