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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蒙吉的每部长片之间都隔了不短的时间，这次尤其如此。从上一部《毕业会考》到他最新的这部《核磁共振》，中间隔了六年的时间。

可想而知的是在这六年时间里，蒙吉一定对自己电影的故事和影像风格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关于需要改变什么，同时又需要延续什么。

因此在《核磁共振》中，我们能看到一个在保持自身风格的同时又在进行着持续探索的蒙吉，这很让人惊喜。

《核磁共振》的故事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一个多民族乡村中，男主人公马蒂亚斯在圣诞节前夕从德国回到这个他土生土长的地方。

他的儿子鲁迪不知道为何无法开口说话，父亲奥托又年老病重。马蒂亚斯与罗马尼亚妻子安娜的争吵不断，又渴望着再次见到他的匈牙利前情人奇拉。

而当奇拉任总经理的面包工厂雇佣了两名外国工人时，乡村之中掀起一阵激烈的排外浪潮，怨恨和愤怒似乎让一切快要走向失控。

从故事上我们就能看到《核磁共振》与蒙吉几部前作的巨大差别。

回看2007年上映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的代表电影《四月两周三天》（以下简称《四三二》），蒙吉在这部电影中初步确立了自己的风格。

整部影片都围绕着“堕胎”这一核心事件展开，故事可以被清晰地分为堕胎前的准备、堕胎的过程和堕胎后的影响三部分。且主角Otilia具有极强的行动力，她十分清楚自己需要做什么、该怎么做。

这样围绕着某一个明确事件的叙事方法在之后的《山之外》和《毕业会考》中都得到了延续。

《四月三周两天》

《核磁共振》却完全不同，故事不再围绕着单一明确的事件展开。主人公马蒂亚斯因为打伤了德国的老板，仓皇地从德国逃回罗马尼亚老家的乡村，他并不知道自己回来之后要干什么。

类似“堕胎”的明确目的消失了，他徘徊在和儿子、父亲、妻子、情人、朋友的众多关系之间，似乎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游荡，这样的人物状态在蒙吉电影的主角身上鲜少出现。

借助着马蒂亚斯游荡的姿态，故事不再局限于某个明确事件，而是辐射开去，蒙吉得以完成对这个罗马尼亚小镇乃至欧洲社会的一次全景式扫描。

或者也可以称这是一种全方位的检查，来呼应这部电影的名字——核磁共振。

同样，《核磁共振》所表现出的影像风格也较之前作有着明显的改变。在《四三二》中，剧烈晃动的手持长镜头让我们几乎是以Otilia的视角亲身参与进了这一次堕胎事件，这样的运动镜头带给人的感受是生猛且直接的。

而在《核磁共振》中，这种生猛直接的劲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冷峻克制的观察。片中有很多场戏都是从一个固定的空镜头开始，留给观众足够多的时间认真注视空间，然后伴随着镜头的慢摇，人物才入画。

这种镜头运动的方式比起蒙吉之前的作品稳定了很多，而这样稳定的移动姿态就像正在工作中的核磁共振机器。

毫无疑问，蒙吉是一个擅用长镜头的导演，手持的跟随式长镜头是他标志性的镜头语言之一。

而在《核磁共振》中，蒙吉适当减少了这种跟随式长镜头的使用，他会让镜头更多地停下，拍摄对话的同时将周围空间中一切运动的人和景物都囊括其中，景深处的空间里得到了强调。

《核磁共振》中的对话很少发生在安静的、什么都没有发生的背景之中，例如奇拉和女老板在工厂办公室对话时，我们可以透过办公室的巨大的方形玻璃看到面包厂的流水线上正在工作的工人和机器；又或是马蒂亚斯去工厂找奇拉时，景深处不断飞来飞去的群鸟。

正是这些景深处的空间建立起了这个小镇压抑凋敝的气质，长镜头里的主体不止是对话的人物，也是人物所处的空间。

而当牧师在礼拜之后去面包厂办公室传达村民对外来打工者的反对意见时，镜头的角度微偏，背景不再是透过窗户的生产线，而是封闭的办公室墙壁。

没了透明的玻璃，也就切断了办公室里的人与流水线上工人的联系，使得这次对话像一次瞒着斯里兰卡人的密谈，他们一定会受到排斥的信息也就悄悄传达出来。

当然，在《核磁共振》中蒙吉也仍然保持着自己鲜明的风格，从电影的开场镜头就体现出了这一点。

镜头跟随着马蒂亚斯的运动，向我们完整地展示了他所工作的德国工厂的一条流水线。暗沉的空间和冰冷的机器带给人的压抑感就这样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基调。

蒙吉总会在他的电影中完整的保留这些完整的过程，不会轻易省略。就像在《四三二》中，蒙吉完整地拍摄了堕胎的过程，几乎是逼迫一样让观众直视导管插进女孩身体时的疼痛，从而使观众与角色共情。

影片中有一个受到盛赞的长镜头，长达十五分钟，展现村民和面包厂双方对于外来打工者的去留所进行的激烈辩论。

在看之前，我以为会是一种随着不同的人发言而不断游移的运动镜头，但看完才发现，这是一个十五分钟的固定长镜头。

用固定长镜头来拍摄群体的对话，这也是蒙吉常用的一种手法。《四三二》中Otlilia男友家的饭桌场景和《山之外》中教堂的饭桌场景，都是用这样的固定长镜头拍摄的。

《四月三周两天》剧照

但不同于饭桌空间几乎就是一个水平面，辩论会场有着更广的纵深空间，也能容纳更多的人，处理不好便会显得混乱不堪。

但蒙吉完成的十分出色，不仅是靠出色的台词节奏，他的焦点几乎一直在前方的奇拉和马蒂亚斯上，确定了一个相对的视线中心。

当其他人发言的时候，即使他在画面的边缘，焦点也几乎不会变化，所以我们的视线会去主动寻找发言的人在哪。不断变化的视线，就跟人物的举手、起立、发言一起，形成了这个长镜头的内部节奏。

尽管辩论是吵闹杂乱的，但是镜头本身却以这种方式保持住了冷静的观察，让观众能够在争吵之中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多民族的乡村正面临着哪些问题。

至于片中不能说话的儿子，垂垂老矣然后吊死的父亲，一直隐藏着的熊的威胁，蒙吉都没有清晰地交代前因后果，他们似乎都成为了困扰着罗马尼亚的社会问题的某种隐喻。

而最后可能是展现马蒂亚斯内心世界的结尾镜头，则让这个故事多了一丝超现实的色彩，在冰天雪地的寒冷空间中像一则寓言。

这部影片的名字叫《核磁共振》，蒙吉试图将镜头当作机器，冷峻客观地观察，通过全景式的扫描这个多民族的罗马尼亚乡村，来试图找到罗马尼亚社会甚至是欧洲社会所面临的某种症结。

这样的创作方式让人联想到被称作“台湾社会的手术刀”的杨德昌，同样的观察态度，同样是与医学名词的类比，还有同样精确的场面调度。

在马蒂亚斯跟妻子安娜吵架之后去找情人奇拉的时候，他敲门、等待然后开门进屋的步调，和奇拉电脑上那首《Yumeji’s Theme》的暂停和播放形成了巧妙的一致。

在我看来，比起那些潜伏的隐喻，蒙吉电影里这样精确细致的场面调度才更加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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