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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巢倾卵覆，一大批官吏“下岗”，其中书法技艺超群者，或求经济和人格独立，或为生计所迫，都华丽转身，一跃成为民国书法名家。据《海上墨林》记载，晚清前后聚集到上海的书画家多达671人。尽管那时国家动荡，经济萧条，战火纷飞，可是由于他们的加入，却带来了中国书法发展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大大刺激了人们购买欲望，促进了书法艺术市场的兴盛。因为需求旺盛，那时的书法贵得惊人。

　　民国初年，离京到沪的陈宝琛、沈曾植、张謇、陈三立、朱祖谋、康有为、曾熙、李瑞清、郑孝胥等等，以遗老自居，大多以鬻字为生。他们是前清高官名臣、硕学鸿儒，名气很大，尽管字价很高，但求字者仍络绎不绝。郑孝胥为交通银行题写“交通银行”四个字，润笔为四千两银子。1915年刊印的初版《词源》两个字，他即收润笔费500两。他为商务印书馆题写馆名，每个字要两千两。尽管已经写好了，可是商务印书馆要求其题款时注明于“民国某某年”，这下激怒了这位大清遗臣，他当场将墨宝付之一炬，一万两白银就这样付诸东流，可他毫不在乎。

　　不仅这些前清遗老的书法价高字贵，而且民国官员的字也价格不菲。那时，不会画画可以做官，但字写得不好断难当官。此外，武人学文是民国的时风，蒋介石、张凤翙、张伯英、黎元洪、徐世昌、冯玉祥都写得一手好字。抗战时期，国民党元老吴敬恒在重庆生活困难，便在重庆《中央日报》上登广告，申明开始鬻字，直到抗战胜利，回到上海时，还是生意兴隆，被人戏称为“书画托拉斯”，7年间他卖字得到五六万块银元。

　　不但这些前清遗老和民国大佬们的字贵，就是李叔同、闻一多、郁达夫、黄炎培、马公愚等文人学者也卖字，也贵得令人咋舌。学界“狂人”黄侃挂出的书法润例便是：四尺全张以内八元，写扇四元/件，榜书每字四元;另声明为人书作“碑铭墓志”润笔另议，有时还要另加磨墨费一成。他为人写的《九江荆有岩母墓表并篆额》就得到500块银元。

　　我们可以作个比较：

　　与画家相比，字比画贵。画坛盟主吴昌硕自定润例时便称“书画一例”：堂匾廿两，斋匾八两，楹联三尺三两、四尺四两、五尺五两、六尺八两，横直整张四尺八两、五尺十二两、六尺十六两(一两约1.4元)。而康有为的书法润例：中堂，七尺者三十元，每减一尺减二元，每加一尺加二元;楹联，四尺者十二元，每加一尺加二元。这远高于吴昌硕。齐白石初到北京，在琉璃厂挂单，画一幅扇面才两元，而已有盛名的丰子恺一幅扇面也才三元，还都不及黄侃。

　　与作家相比，写字甚于作文。民国时期名作家的收入十分可观。1928年，鲁迅在《日记》中提到的所有收入加起来是5472元。但比起写五个字便得万两白银的郑孝胥来，还差得远啊。

　　与普通工薪族相比，书法家是高收入人群。据记载，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一个卫生局的科长月收入在30元左右，一个普通市民家庭月开销不过50多元;北京租一个四合院，每月仅20元左右。如此看来，民国时期的书法名家是标准的高薪族。

　　如今，人们常叹：“好字不如赖画。”“一流的书法家的笔润比不上三流的画家。”究其原因，因为人们已经不用毛笔写字，对书法的感受和认知欠缺;书法不像绘画那样有直观的形象和丰富的色彩，欣赏书法需要更高的审美能力;江湖上滥竽充数者太多，仿佛最容易当的就是书法家。其实，书法因其至简也就至难，技术含量极高，最难当的就是书法家，最贵也应当是书法，五年前黄庭坚《砥柱铭》就拍得4.3亿多元，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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