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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我今天上学都没有哭。”3月2日晚上8点半，曾小群正陪着小女儿和丈夫视频通话，手机那头的丈夫答应周末回家陪孩子。自从11年前大女儿出生后，曾小群就没想过离开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的老家外出打工，她说：“我不想让孩子经历我曾经历过的留守。”

外出务工带来的留守难题，是务工者们长久牵挂的心头事。记者采访发现，当曾经的留守儿童成长为务工父母，他们在就业选择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务工者选择帮助解决孩子上学的地方工作，也有不少务工者和曾小群一样选择回乡发展。

留守一代的童年记忆

“上次有几位村民对钩藤栽培的项目很感兴趣，我们今天安排了一次专题课，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2月28日晚上7点半，习水县官店镇黄桃村的村支部书记罗鹏还在忙着组织药材种植培训，希望能帮村民找到在家门口致富的项目。

2014年大专毕业后，罗鹏一边在重庆做设计师、保险推销员，一边靠自学考取了本科毕业证。2020年，罗鹏以村级后备力量身份加入乡村振兴人才队伍。正是在接触乡村工作后，曾是留守儿童的他，对这个群体也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从六七岁开始，罗鹏就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家中姐弟4个，父亲很早就外出浙江金华打工，母亲在县城卖菜。”直到他初中住校、考上大专外出读书，一家人都很少有团聚的时间。

每次想父亲时，罗鹏就会找爷爷要父亲最新的地址，然后用作业本给父亲写信寄出去。在他的留守经历中，最开心的记忆是父亲带回了最新款的录音机，让他收获了全村留守儿童的羡慕。

对曾小群来说，外公外婆的悉心照料，让她的留守童年充满了爱和温暖。“父母要养育我和妹妹，只能去湖北工地打工。”曾小群说，长大后成为母亲，让她更能理解为人父母的不得已和良苦用心。

“农民工外出务工过程中，无法把家人尤其是未成年小孩带到务工地一起生活，从而造成务工者与子女的分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王欧认为，户籍制度与教育资源的捆绑、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和收入偏低以至于难以承担城市生活成本等一系列制度和结构性因素是造成农民工家庭分离、亲子离散的根源。

为了孩子的成长和教育

留在孩子身边工作，是曾小群和丈夫一致同意的坚持，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想让三个女儿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老人对网络和外界环境接触比较少，他们可能意识不到一些潜在的伤害和危险。”在曾小群看来，把孩子交给老人她并不放心。

“如果在我们读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父母能够在身边辅导监督一下，我想可能会不一样。”谈起孩子的教育，罗鹏有些感慨。他认为，老一辈的文化水平有限，对当前的教育需求、教育形式也有些跟不上，和父母在一起能对孩子的教育有更大的帮助。

今年30岁的小胡也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与曾小群和罗鹏不同的是，小胡一家人共同在务工地广州租房生活。小胡说：“在我老家湖南株洲，很多人都会来广州打工，以前我父亲就长期一个人在广州工地干活，过年才能见上一面，总是感觉一家人关系没有那么亲密。”

如今，小胡在广州的一家大型电子厂上班，妻子在怀孕后辞掉了工作。平日里，妻子负责接送在广州上学的两个女儿。每逢上夜班，小胡就会抽出白天的时间接送孩子，并辅导她们做作业。在他看来，自己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能利用城市的教育资源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环境，共同做好成长规划。

王欧分析认为，留守不仅对儿童成长期的学业、社会交往、个体情感具有不利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有长期效应。“这些子女留守、打工分离的负面效应，足以说明‘打工不分离’对孩子和农民工家庭的重要性。”王欧说。

产业发展才能留住人

在城市上学，能让孩子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丰富的教育资源，但留在广州并不是小胡的唯一计划。今年春节，他带着妻儿看了在老家县城买的新房，虽然目前还是毛坯状态，妻子已经兴奋地开始比划哪里放沙发和电视，两个女儿也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讨论谁睡上面。“看着她们开心的样子，我内心特别满足，这种热闹的场面，也弥补了我童年留守、见不到父亲的遗憾吧。”小胡说。

在小女儿上幼儿园后，曾小群在当地鞋厂找到了一份文员工作，负责厂内职工考勤和流程文件处理。据她介绍，这家鞋厂是当地于2017年专门从广东东莞招商引资开办的，吸纳了附近许多搬迁群众就业，“早上7点半上班，下午6点半下班，要接孩子申请一下就可以，非常适合家门口就业”。

“把孩子带出去打工是一个办法，但是留在村里的老人怎么办呢？”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返乡、能够返乡，也是罗鹏一直在做的事。他坦言，回家之后夫妻两人的收入的确比在重庆打工时低很多，孩子在乡村接受的教育水平肯定也不如大城市，但这正是他选择回乡的原因。

2021年，罗鹏和妻子通过当地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计划，分别留在了黄桃村和何村村，致力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罗鹏看来，只有把村里的产业发展起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赚钱，才能留得住人，村里的留守儿童和老人才能得到更好的照顾。

王欧分析，向农民工输出地转移就业地点、让农民工实现就近就业，是破解“打工就意味着分离”长期持续的方式之一，而其难度在于农民工输出地往往不易发展可持续性的产业；另一方面，孩子跟随父母在务工地流动，仍然面临着工作与家庭间的紧张关系、教育和升学困难、让流动儿童未来实现城镇化等难题需要解决。

对此，王欧认为，务工城市应该增加面向随迁子女的公共教育资源供给，减少各升学阶段造成的生源流失，降低流动儿童向留守儿童转化的比例。

“当前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已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他们不应该和其父母一样，继续遭遇‘打工就意味着分离’的艰难生活，而应该有一个真正能够融入城市、平稳实现城镇化的未来。”王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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