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汉族女装大多为上衣下裳（或下裤） 刘蓬作

1936年的月份牌美女画《执扇侍女图》描摹了当时的时髦旗袍和发型 杭穉英作

清初，戏剧《桃花扇》讲述了明朝才子侯方成与名妓李香君的故事。在剧作高潮部分，日夜思念侯方成的李香君，发现久别重逢的爱人竟然剃发改装，顿时勃然大怒，毅然斩断情丝，悲愤而绝。《周易·系辞下》中讲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服饰制度的确立得以治天下。服饰在历朝历代都有着严格的制度，在古代服饰除了御寒遮体,最大的效用就是确立阶级将权力可视化，服饰还是阶级社会里严内外、别亲疏、昭名分、辨贵贱的工具。在社会历史中，服饰绝不是简单实用的物品，在长久以往的传承中，服饰更是被赋予了诸多精神内涵。

到了现代，服饰褪去了厚重的意义，时尚美观、便捷舒适、彰显自我成为现今服饰的核心。而近些年随着汉服的复兴，服饰再度以时尚美观的角度重现在人们的生活。这使得人们不禁疑问，中华传统服饰是怎样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的？而今传统服饰的归来又有怎样的意义？这些疑问不如让我们从服饰变化最为激烈的20世纪入手，随着北京服装学院袁仄和胡月两位教授所著的《百年衣裳：20世纪中国服装流变》，了解这百年间中华服饰的兴衰以及激荡的命运。

二十世纪初，随着国门打开，中华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华服饰也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融合、改良、摒弃、再造。女性自封建枷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后，便走在时代的前沿——追求时尚、追求展现女性的魅力，成为这一时代女性的特征。在汉服热未兴之前，旗袍几乎为中华女性传统服饰的代名词，在世界范围内，旗袍的认知度也是非常高。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旗袍脱胎于传统服饰，但同时也是产于20世纪的新服饰。

在旗袍的诞生过程中，首先是清朝满族服饰与汉族服饰的融合。清初女性服饰与男性统一的长袍马褂不同，满汉两族妇女基本各穿各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汉妇女的服装样式、装饰及审美趣味逐渐相近、相融，形成了特有的长袍“旗装”风格。而在辛亥革命后，旗装这一有着满族文化特色的服饰，成为上层旗女的服装，几乎在民间消失。在大概十年间，两族女性的服饰基本是互不干扰，而书中以张爱玲的《更衣记》确定了旗袍出现的时间，“1921年，女人穿上了长袍。”似乎就像雨后春笋，进入二十年代后，旗袍卷土重来。

为什么女性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重新选择旗袍？书中给出了一种解释：女性在脱离封建枷锁后，追求与男性的平等进一步在服饰上显现出来。既然男子穿袍，女性也可以穿袍，似乎袍服被赋予了与男性平起平坐的意义。我们看早期的旗袍，非常像完整的男式长袍，也可以说旗袍是在男子长袍女性化的改良中诞生的。张爱玲就曾说过：“五族共和以后，全国女子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既然称为“旗袍”，服饰自然仿自旗人装扮，这在源头上与满清服饰关联至深，但是演化至20年代的旗袍，已融入了西方剪裁和现代审美。其一，运用传统烫熨归拔技术和西式服装剪裁中的收省以及装袖工艺方法，使得旗袍更为贴合女性身材，展露女性曲线之美。其二，审美发展和对女性的认同，促使女性更愿意展现自己的身形之美，使得旗袍设计突出了东方女性人体之美，从而出现了短衣袖、高开衩、紧腰身等变化。此时的衣服属性淡去了民族分歧，转而向时尚和新的女性意识靠拢。

初期旗袍宽肥没有开衩，下身着裤装，与旗人服饰较为接近。但从20年代后期来看，已经有人不在内穿长裤了，开衩也越来越高，隐约露出的小腿，引起了封建者的恐惧，一时道德沦丧的说法大行其道。但因为女性的大胆突破，尤其是在上海那种宽松自由的氛围中，旗袍才能真正彰显女性反对封建势力的勇敢，解放女性并突出女性的价值。1929年南京民国政府制定《服制条例》时，规定了女子礼服分袄裙和旗袍，旗袍被确立为现代中国女性的“国服”。

到了上世纪30年代，旗袍成为中国都市女性的重要服装，各个阶层的女性只在做工、面料、质地和穿着方式上有差异。上海作为现代旗袍重要的策源地，着重于突出江南女性的纤巧玲珑的体态，之后迅速向周边向全国流行开。与我们认知有所不同，旗袍并非在北京等北方城市发展起来的，而是远在南方的时尚之都上海——因此旗袍自打改良诞生后，其核心价值就不在于民族与旧统治者认同的价值，而是以自由、个性、时尚为内核的传统服饰产物。